“九一三”禁航令
1971年9月11日，夜幕低垂，八点钟时分，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我有幸参与其中……会议圆满结束后，时针已指向9月12日凌晨一点。
我重返西山住所，向陈绥圻汇报，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看来在会议期间我需要再次进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迅速整理一份新的检讨书。
鉴于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的检讨稿，均存放在空军大院的居所中，我便向陈绥圻告知，计划于次日返回大院，着手筹备九届三中全会所需的检查材料。
自9月12日清晨起床，用过午餐后，我便与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同乘车，重返空军大院。遵循周恩来同志前一天晚上的指示，我开始研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同志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便在讨论时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而陈绥圻同志则遵照我的安排，着手查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记录，准备撰写新的检讨材料。
浏览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我决定额外抽出些时间来处理一些与空军相关的事务。恰逢空军正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之际，我便邀请了王辉球以及当时负责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同，于晚餐过后与八航校的校长及政委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旨在解决他们干部团队间的团结难题。
携手步入办公楼的三层，我们随即与他们展开交流。趁着尚有闲暇，我又与刚从部队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位指导员进行了会面，旨在解决文工团内部存在的派别分歧与团结难题。
在对话空政文工团的六位指导员之际，大约是夜幕低垂的十一点钟，周恩来同志突然拨通了电话，询问我：“是否已安排飞机前往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真有吗？”
我说：“绝对没有。”
周恩来仍言：“查查即可。”
我说：“好！”
挂断电话后，我即刻拨通了空三十四师的电话，询问师长是否已派遣飞机前往山海关机场。
出乎我意料之外，时念堂透露，那架三叉戟专机已被调度至山海关。他补充道：“此举系胡萍副参谋长所指示。”
我立刻察觉到了异常，往常任何专机的调配均需我亲自批准，然而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却出乎意料地未在我知晓范围内，甚至还是周恩来亲自进行了询问。
我立刻询问：“胡萍现在何处？”时念堂回应道：“她正在西郊机场。”
我迫切地要求胡萍接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道：“此次为飞机改装后的试飞任务，因此未能及时提交报告。”
我进一步追问：“为何选择飞往山海关而非其他地点？”
胡萍没有答复。
我向胡萍传达了必须即刻将飞机调回北京的指令。胡萍应允道：“好的。”
然而，仅仅过了五分钟，胡萍便打来电话告知：“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目前正在紧急检修中。”我立刻回应胡萍，待飞机修复后即刻返回北京。
挂断胡萍的电话后，我迅速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与胡萍的通话细节，并提出了将飞机立即调回北京的紧急措施。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并明确指示，飞机返程时不得携带任何人员前往北京。我随即将这一指示转达给了胡萍。
不久之后，周恩来再次拨通了电话，告知我：
叶群来电告知，副帅即将前往大连巡视。我询问是否已安排专机，叶群回应道：“尚在筹备中，稍后我将致电吴胖子，嘱其尽快调配飞机。”她或许不久后将再次联系你，在此期间，请你暂勿应允，而需告知她需先行征得我的同意。
不久后，叶群如约拨通了我的电话，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林总即将前往大连，希望胡萍能抽空前来，若你也能一同前往，那就更佳了。”
我提出：“胡萍因健康问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而且他的飞行技能也并不出色，或许应该让时念堂来承担这项任务。”
叶群表示异议，言道：“时念堂并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处理为宜，毕竟他并非身患重病。”
我对叶群说道：“关于调动飞机的事宜，我无法擅自做主，需向上级请示总理的决定。”
在与同叶群通话结束后，我迅速拨通了另一通电话，将相关情况详尽地报告给了周恩来。我向周恩来请示，表达了自己打算即刻前往西郊机场，以便对飞机调动一事进行深入调查的意愿。周恩来对此表示了同意。
挂断电话后，我即刻与秘书张叔良及警卫员薛邦喜一同离开办公室，径直前往西郊机场。此刻，正是9月13日凌晨的零时左右。
抵达西郊机场之际，胡萍尚未返回医院，正与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进行交谈。我的到来，龙副参谋长遂即离去。随后，我询问了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的回答与电话中所述如出一辙。
恰在此时，周恩来再次拨通电话至西郊机场，对我透露：“林彪及其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已乘车离开发达的北戴河，车辆正驶向山海关机场。在他们离去之际，竟不惜开枪伤及守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考虑到从北戴河至山海关机场的车程大约需要一小时，我即刻吩咐我的秘书张叔良拨通山海关机场的电话，联系到三叉戟飞机的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
我于电话中向潘景寅下达严令：“务必对毛主席忠诚不渝，飞机绝不可擅自起飞，无论何人下达何种指令，均不得启动升空。”彼时，潘景寅在电话那端一口答应。
然而，当我拨通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潘景寅的立场时，他却告知我，林彪与叶群已登机，且飞机已然起飞。
大约在9月13日凌晨一点，周恩来叮嘱我要密切关注飞机的飞行轨迹，留意其去向，以及降落的具体地点，并立即向他汇报。届时，他计划与林彪进行交谈。
我询询周恩来是否需安排飞机。他回应道：“那就请准备吧。”我随即下令三十四师筹备了两架飞机，考虑到周恩来同志的警卫部队也将一同随行。
我持续留意着雷达监视器上飞机的移动轨迹，并及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林彪及其同伴所乘坐的三叉戟客机起初朝西方向飞行，随后逐渐改变航向，朝北飞去。
随着飞机启程向西方翱翔，我指示胡萍通过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持续向飞机发出指令，要求潘景寅改变航向，飞往北京。然而，尽管如此，十五分钟过去了，潘景寅并未作出回应。我立刻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同志做了汇报。
飞机抵达赤峰上空之际，我心中突然想到，此地附近驻扎着我们精锐的歼击机部队。于是，我不禁询问周恩来是否需要将三叉戟拦截。周恩来回应道：“此事需向毛主席请示。”
稍后，周恩来向我回应道：“毛主席表示不赞同，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而去’的言辞予以回应。”
截至9月13日凌晨两点有余，周恩来同志再次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位置。我回答道：“飞机已临近国境线，与中蒙边界相距不过百里。目前飞行高度仅为三千公尺，几乎隐没于云层之中。”
飞机迅速从雷达屏幕上消逝，我随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指出该飞机已越过国界，雷达无法捕捉其踪迹。
不日，周恩来再次来电强调：“绝不容许任何飞机飞抵北京，一旦有飞机逼近，你我恐将面临严重后果。”
我坚定地表示：“总理请安心，我保证，一旦有飞机飞往北京，我将立即进行拦截，并将其击落。”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赞同。
我立刻拨通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的电话，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即刻启动所有雷达系统，加强警戒措施。他必须确保没有任何飞机擅自飞往北京上空，一旦有飞机接近，必须立即进行拦截，并予以击落。
随即，周恩来发布了一项禁航令，规定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飞机均不得擅自升空，任何起飞行为均需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位领导人的共同签署批准。
我迅速拨通了电话，分别向负责北空事务的李际泰以及沈空领域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指令。至于其他军区空军，我则指示空军司令部的调度室进行相应的通知。
彼时，我未能寻觅到司令部的参谋长梁璞，原因在于国庆佳节临近，他已赴天安门进行国庆节的预演筹备。传达命令的是一位值班副参谋长。
不久后，我亲自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进行了明确指示，强调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地的机场，其飞机务必禁止起飞，并要求立即传达到位，执行禁航指令。
夜深至凌晨两点有余，周恩来再次拨通了我的电话，询问我的所在之地。我告知他，我尚在西郊机场。他指示道：“我已派杨德中前往你处。”我应允道：“明白了。”
杨德中紧接着便抵达了机场，与我同行。我心中清楚，这背后是对我不信任的体现。
临近凌晨三点，时念堂向我汇报：“已有三人抵达沙河机场，他们打算乘坐直升机起飞。”我立即下达指令：“严禁起飞，若擅自起飞，立即将其击落！”
我即刻将此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赞同，并叮嘱我调查清楚，这三个人究竟属于哪个部门，是地方机构还是军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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